因此，除了已经被瓜蔓抄追拿出来，只待明典正刑的中上层人物之外；足足还有数千人被判处，流放三千、六千和九千，乃至发往边疆充当苦役；而岳丈为首的苏氏一家，就在流放六千里序列中。
当然了，自从泰兴改新之后，朝廷对于这种刑罚体系中的人力资源，就有了更加周密和完整的规划。流放三千里，还有机会留在国内的边远州县；但是流放六千里以上，那就基本要在诸侯外藩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作为九州屏藩和外域征拓的诸侯们，也是乐于接受这些来自中土的流徒。毕竟相对于统治之下的番夷各族，这些流徒是地地道道的唐人，有利于改善人口结构和稳固统治的根基。
至于这些流放唐人本身所存在的大多数问题，放在域外或是边境之地，就根本无足轻重。相比这些诸侯外藩治下，纷繁复杂、牛鬼蛇神乱舞的信仰和族类，这点大云教的残余影响，反而不算什么。
事实上，在当年梁公主持之下，分藩海内诸侯的盟誓中，有专门针对华夷之辩的严格规定和细则；因此诸侯外藩一旦被认定，有持续夷化的倾向和趋势，就会遭到相应制裁，乃至剥夺诸夏的身份。
而这也意味着，不但失去了来自中土国内的大义名分，物产人口输出和海陆贸易的渠道；还丧失了盟誓之中，诸夏之间不得相攻的保护性条款；沦为周边的诸夏势力之间，任人鱼肉的瓜分对象。
故而，无论如何这些诸侯外藩家门之中，怎么内斗和侵轧、争端不休，都尽量不会去触碰这条最后的禁忌底线；或者说，任何主君在作出昏聩荒唐的决定之前，就率先被臣下或诸夏干涉军所推翻。
但是，想要在胡夷环绕的域外之地，维持诸夏的风貌和传统等标准，就不是那么轻易的事情。既需要足够数量来自中土的移民填充，也须有有足够的学识和书籍支持，来完成移风易俗的渐进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