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昭宗一朝为奸臣传贡献了三位宰相，分别是崔昭纬、崔胤、柳璨，另有蒋玄晖、张廷范、氏叔琮、朱友恭，但这四位虽然产自昭宗朝，却非昭宗钦点之臣，虽然同样名列奸臣传，却不能归过于昭宗。
昭宗求贤似渴，想依靠文官集团打垮宦官和藩镇，结果真正能用之人寥寥无几，反倒是一批妄人、野心家登上了政治舞台。昭宗的文官路线被频频打脸，以至于诞生了把帝国拖入万劫不复深渊的崔胤。
旧唐书也指出了昭宗的用人失察，说张浚、朱朴、郑綮这三人最不靠谱，简直就是逗儿三人尤谬，季末之妖也。
而在藩镇之间浑水摸鱼就更是在作死的边缘疯狂试探了，有诗为证：
“天子为羊，藩镇皆虎狼，
引狼驱虎，蓄虎防狼，
试问唐祚几许？一首凉凉。”南无臭蛋
强地方，弱中央，恒乱之道也。在这场权力再分配的游戏中，任何外在的表现都是更深一层的博弈结果。各方势力以权利掠夺为核心，进行筹码交换，并最终达成一种平衡。在这其中，以昭宗为代表的皇权实际上是处于绝对的劣势，基本被架空，手中的筹码有价无市，根本不可能成为最后的赢家。
简言之，昭宗接手的是一个必死逆风局。
如果非要吹毛求疵，那么酗酒将是昭宗唯一的缺陷。但酗酒的恶习也是事出有因，是在经历了无数次政治斗争失败之后，身心俱疲的昭宗深感有心杀贼、无力回天，兄弟手足又惨死于“十六宅惨案”，故而借酒消愁。
不好色，不贪玩，一心一意复兴大唐，却被残酷的现实无情地蹂躏，意志和信仰遭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折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