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露事变”的影响极其深远，最显而易见的就是在随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宦官势力在与文官势力的斗争中一直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
在“甘露事变”近七十年后，忽然下诏为王涯等平冤昭雪，政治意义深远，是要对宦官势力动手的信号。
除了争权，更要夺利。
在敲打了宦官之后，崔胤就迫不及待地把手伸进了宦官的钱袋，首先收回宦官的一项特权酒曲专卖。
不要小瞧这项特权，它可以与盐铁专营，或者今天的石油、天然气相提并论，富得流油。
其实这项特权并没有明文规定，更没有红头文件的支持，只算一种“潜规则”，属于“你懂的”的范畴。
此话要从前权阉杨复恭说起，当时，杨复恭以供应禁军的军饷为由，向财政部借了一年的酒曲专卖特权，用这一年的利润贴补禁军，等于朝廷给禁军的政策性拨款。然而杨复恭却是刘备借荆州，“借一年”中的“一年”成了“每一年”，从此之后就不还了，日深月久，宦官拥有酒曲专卖特权就成了约定俗成的潜规则。
酒曲专卖特权名义上归财政部，实际上则被宦官把控，如果崔胤想直接夺回到财政部，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不要低估崔胤的权术，他没有直接收回酒曲专卖特权，而是先宣布废除酒曲专卖特权，准许卖酒的商人自己制造酒曲，然后再由税务部门向其征收税款。变相收回了酒曲专卖特权，而宦官对此毫无还手之力。
为了缓和矛盾，崔胤给宦官和禁军留出了三个月的缓冲时间，以倾销其库存，减少其损失。
实在是温柔的一刀，既打击了宦官，又增加了财政收入，获得了昭宗的支持，还获得了民间商人的拥护，当然也充实了自己的腰包。一举多得，只有宦官和禁军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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