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武汉人有理有据，也不跟你将什么礼仪道德，士大夫的礼仪关他们屁事，武汉人只管人命，人命关天
这十几二十年下来，武汉治下百姓最有名的特色，都是“善斗”，哪怕出门在外闯荡，这是全国为数不多敢于跟官吏争一争“道理”的苍头黔首。尽管这种人哪怕在武汉也是少数，可万里挑一，也有一两百个“狠角色”。
久而久之，多有外乡人特意寻武汉人去打官司，却又不是帮忙做讼棍，而是颇有点“上古之风”，很是朴素的“锄强扶弱”。
而武汉官方也大多会给这些出门闯荡的“狠角色”背书，官面上的事情，谁也别想用“官威”来吓退百姓。官对官平衡之后，剩下的，就是道理碰撞道理，谁有道理谁嗓门大，多少让不少临近武汉地区的州县很是恼火，却又无可奈何。
毕竟，不能靠“官威”来治理“刁民”，是很难通过律令来拉偏架的，谁叫武汉还有孙伏伽这个奇葩呢？
各地官吏，想要考绩想要升迁，各项指标要有明显进步，离开武汉就是死路一条。只说“劝课农桑”，如果多出来的粮食不能外销，那种地种来干什么？朝廷现在是皇粮积累太多，已经多到可以在局部地区当饲料的地步。
敦煌宫甚至暂停了一部分了商屯，盐业换产本虽然没有停，但粮食需求是大大降低，敦煌宫的在“河中地”，已经有了一块产量还不错的小麦种植区，已经反过来从“河中地”调拨粮食进入“昆仑海”。
这种事情，放在以前根本不可想象。
而其中承担了重要角色的，还是武汉，以及和武汉息息相关的各种组织团体。
萧嗣业这么多年闯荡，对武汉人的印象，也只有“好斗”二字，有点武德朝长安人的意思。
当时萧嗣业还在东突厥，不过也跟随使者前往长安，当时的长安人，当街杀人不敢说比比皆是，但私斗随处可见。甚至可以这么说，眼下在长安城含饴弄孙的老汉，可能当年是街头一霸。
只是武汉的“好斗”，和长安人还是有所不同，至于哪里不同，萧嗣业也说不上来，就是觉得武汉人不像正常人。
“标下张角，见过苏公……萧公也在？”
“张大郎，你甚么时候回的武汉？”
“去年不是说还在漠南当差吗？”
来得人居然还是老部下，在漠南给苏烈当过差，也跟着进过西域，七八年的老关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