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之外，中原核心地区还要搞大建，工部和将作监已经迫不得已走上了技术追踪的道路，每年从武汉挖人才入京，这笔投入，不比干掉一个超级世家来得轻松。因为不是说你掏钱之后，人才过来就能立刻产生效益。
仅仅是整合人事资源，解决内部人事内耗，就是一个极其消耗精力的事情。一个进士科的科举达人，根本没可能服气一个武汉土鳖站在他的头上。同样的，在武汉宽松的环境下学习、工作，进入到朝廷惯有的体制之中，整个适应的过程，无疑是一场试炼。
绝大多数武汉官僚，都很难迅速转变角色，往往会为了官帽子，直接把下限击穿，进而成为旧友体制中的一份子，而原先的钻研动力，自然而然地，转移到了争权夺利的道路上。
这所有的一切，全都要靠钱来摆平，每年的硬性开销，在武汉看来是匪夷所思的，但这是中央朝廷不得不支出的“学费”，而且别无选择。
所以，当民间势力通过海上贸易显露，进入到“扶桑地”之后，他们展现出来的财力物力人力，自然就成为了唐朝镇压“扶桑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唐朝需要这些民间力量，同样的，民间力量同样需要官方的那张皮。
相互之间有了需求，于是就勾肩搭背，形成了现有的“扶桑地”资源分配格局。
旧年扶桑小朝廷曾经的京城之一“难波京”，如今就是民间巨头们在“扶桑地”的大本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