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伴随着银元的诞生，普通百姓家庭的贵金属保有量，明显增加了不少。
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天下雄州上县，金银器的销量大大提高不说，金银加工的工匠，各地雄州每天都在招募。
以武汉为例，江南江夏老城，江北汉阳老城，两条朱雀街的商铺，都已经逐渐转型为吃喝玩乐，其中尤以成衣铺、点心铺、糕饼铺、金银铺等等为主。
贞观二十四年的新年，汉阳老城朱雀街最大的一家金器行，一天出脱金镯子数量超过五千，其中南昌来的一个豪商，一口气进口金镯子一千，黄州一个大户也入手五百，其它各种散卖也有两千多。
隋唐以来数十年，都是没有过的“盛景”。
这种商业消息是很难隐瞒的，于是乎一度就出现扬子江两岸诸道诸省，都前往武汉采买金银首饰的状况。
而实际哭笑不得的是，整个武汉的顶级金银器，其手笔都出自苏州、扬州、长安、洛阳四个地方。
也就是说，很多外地人“慕名而来”，不过是出口转内销的另类翻版，苏州豪客跑来武汉一掷千金，搞不好买回去的东西还是苏州产的。
时代就是这么的微妙，人员流动越加频繁，带来的交流自然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广泛，这种交流，也进一步扩散着打破旧有社会格局的力量。
不管是金银首饰这种奢侈消费，还是说进厂打工这种纯粹的生活，只要存在交流，只要存在频繁的交流，它一定会潜移默化地改变旧有的想法、念头。
一个工人，会从无知逐渐走向成熟，会逐渐渴望知识和技能，而当有了知识和技能，再加上对外的交流，他自然而然地，不会对一个车间主任产生无条件的臣服、畏惧。
一个金器，人们在权衡着会不会遭遇本地黑店的同时，因为社会文化的交流，当得知某个大地方的大金店相当靠谱，那么他们自然而然地，愿意把风险降低，哪怕实际上这种莫名其妙的“口碑”，更多的是对“大都会”的“敬畏”。
“日娘的，现在厂里的新人，真是越来越不好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