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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工科生 第六章 “责任感”之外

孔颖达说到这里,神色已然有点激动,“何谓‘教化’?此谓‘教化’”

量变引发质变这样的概念,自古以来就有。孔颖达是贞观朝的儒门大宗师,本就谈不上顽固迂腐,一切表象,不过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罢了。

这一场君臣小会,孔颖达也没必要玩弄一贯以来的“人设”,不但详细分析了武汉各行各业的专精人才培养已经初见成效,还列出了十几年以来的各项数据指标,和武汉比起来,传统的老师傅带徒弟的模式,根本没可能跟武汉的系统化培养相抗衡。

将作监或许十年能发掘培养一个顶级大工,但在武汉,一年就能批量生产可能不那么全面发展,但是偏科专精到极致,数量成百上千的“次顶配”大工。

鄙视工农不是人性,而是社会统治构成的需要,因为旧时代之中,孔颖达也好,长孙皇后也罢,一言概之:上位者,统治者

只是社会发展的偏差,在贞观朝被某条疯狗拉扯的无比巨大,社会分工的构成,超出了贞观朝精英的预料。

帝国过度的扩张,自然而然地会让商业兴盛,而手工业、工业的极大发展,又进一步巩固壮大了这种兴盛,而其产生的最大结果又相当讽刺,进一步支撑刺激了帝国的过度扩张。

如果能够碾压武汉,孔颖达自然是另外的说辞,直接让朝廷禁绝新学收束工商。但毫无疑问这是做不到的事情,当镇压不能万无一失地成功,收买就是自然而然的手段。

儒门大宗师不介意把“工匠之学”请进来贡着,不但贡着,还好好贡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