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不去争教材谁来编这个事儿，孔祭酒作为主官中央高等教育的大领导，完全可以推动除武汉之外特大城市的循例工作。
照猫画虎，完成死板的制度建设之后，就跟他孔颖达没有关系。
剩下的，就是如何利用起全国各大城市新增的中小学。
一旦形成自上而下的垂直管理，可这么说，谁主抓教育部门的位子上坐着，谁就能一口气吃成个胖子。
别的不说，仅仅是纸张用量，就足够成为武汉之外的最大硬性消费市场。固然会逐步淘汰掉某些根本不入流的私塾学堂，但前期一通大力出奇迹，必然是赚得盆满钵满。
这还仅仅是账面上的经济收益，至于“大宗师”的派头，足够让新成立的部门，成为六部一样巨大衙门，而且管理起来的总人数，不会比什么兵部工部要少。
要做到这些，光靠孔颖达自己是困难重重的，但是，有了帝国最高指示的政策指导，再大的困难也不是困难，无非就是成果有大有小，仅此而已。
孔祭酒也没想过自己一次就做成功，这需要过程，正如长孙皇后起用女官，能不能成为惯例，也许要过程。
一代人不行，那就两代人嘛。
政治生物的“遗传”，并非一定是要血亲遗传的，今年可以是孔家在教育界最高权力机构当家，明年可以褚家，后年可以是许家，但不管谁来接班，孔祭酒完全可以提前安排好各种资源好处。
于是乎，孔祭酒不会只是什么祭酒或者什么学士，而是帝国权力版图中的一个“山头”，一如尉迟恭，一如房玄龄。
温彦博当年尝试过的事情，孔颖达也是想要尝试一下的，而历经二十年操练，孔颖达早就深切地明白，现在和当初温大临给突厥人留活路，已经完全不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