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大工，咱们往低里算，五百贯一年。但这年头请人是只请一个人吗？不都是请一大家子？汉阳造船厂的工段长、组长，家中儿女是有书可以读的，这一笔开销，就不是钱的事情。教书先生要是差了，谁愿意去？于是你请一个大工，便要请一个先生，说不定还是地方小有才名的读书人。请了先生，就要弄个馆舍，一应用度也要准备妥帖。再有，房子”
说到这里的时候，办公室里扯淡的老哥手指在桌沿敲了敲，“武汉甚么房价？又是甚么地界？这要是离开苏杭淮扬，鬼才去置办物业呢。可这苏杭淮扬，又有哪里便宜的？比照武汉的院房，这得多少钱？”
“话又说回来，还不能只请一个大工，大工的助理最少要五个，再有小工要分两个班，那就是二十人。这一套下来，一年纯砸钱，就要万把贯。一般县城的望族，大抵上都养不起，得是天下雄州的世家。”
“主要还是咱们武汉的规制不同，想要弄懂吃透，少说也要二三年。这二三年每年都要几万贯几万贯的往下砸，再是齐心的家族，内里要说不吵闹，我却是不信的。”
“几万贯就想弄懂？做梦呢。”
有人很是不屑地蔑笑了一声，“几万贯就想搞出点名堂来的，怕不是得是使君的亲眷之家。”
“说的也是。”
没有哪个野心勃勃的世家，会把一个庞大工程系于一人或者几人。万一造船的过程中，主持业务的大工突然生病了呢？再万一请来的大工良心大大地坏，造一段就说要加工资，造一段又说要加奖金……这是请大工还是请大爷？
外界并不知道武汉当时起家是如何的，老张沉底教育不是没有缘由，二十年苦心经营，才迎来厚积薄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