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潮流一旦兴起，就能把控。因为老张这一代的“长安少年”，最次也是寒门，而且哪怕是寒门，也是老张这种江阴土豪朝中有人的“寒门”。
但现在的长安少年其群体扩大到什么程度呢？他们明确有“中国”“唐人”“汉家”概念的，已经从贵族、世族，进入到了农工商群体之中。
哪怕这个“农”是大农场主，或者最少也是三百亩良田当过兵受过赏的老卒；这个“工”可能是钓鱼台工坊、大河工坊、西秦社作业坊甚至旧时军器监中的工头；这个“商”可能是大中小贵族的白手套，或者白手起家借鸡生蛋的豪强。
天下不只是有“长安少年”，还有“洛阳少年”“杭州少年”“广州少年”，在贞观二十年的当下，他们逐渐都有了“我是谁”“我是什么人”的明确概念。
这并非只是简单粗暴的自豪感，什么我中国富有天天下如何如何，并非简单只有这些。而是从这个基础上延伸出来的利益，因为我是唐人，因为中国富有天下，所以我作为中国之人，当然可以从中国外拿点好处……
而孙师兄这个法律工作者干的事情，就是把这个行径“合法化”。
武汉的民间散船到了海外，船上没人另当别论，这要是有人有刀船舱还空了，这拿点东西，应该也没什么大问题吧。
当然了，遇上同行也来“拿”，这就要看各自实力来决定“拿”多少。
皇帝只是针对东海，派发了两证，但孙师兄很清楚武汉的触手从来不只是在东海，于是搞个扩大化，响应中央号召，绝对受武汉中低层的欢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