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罗本感觉自己是在听长安南里的传奇，而张德就是个武汉的说书先生。
“有我没我，能是一回事吗？大法师可懂？”
没有嘲讽阿罗本的意思，老张也并没有自夸，而是真的在解释，“似大法师这等非中国之人，见惯了直来直去，或许也有‘尔虞我诈’，但毕竟不是中国之人，更非中国英杰。某少年时在长安，同某此刻在武汉，大法师不会以为皇帝一直视之如一吧？”
“可你到底没有遵旨”
“不错但谁信？大法师难不成会出去大肆宣扬某没有遵旨？信不信治你一个‘泄露内事’？你就算回转辽东，去皇帝那里告状，你信不信皇帝最多就是让你在长安多招几个门徒，然后就当这件事情没有发生过？当今皇帝什么人物没见过？当年裴寂时常小视于他，可也是忍到贞观朝才让他滚去和羌人作伴？”
“今时不同往日”
阿罗本陡然吐这么一句出来，张德倒也有些讶异。
点了点头，老张也认账：“不错，今时不同往日。但皇帝依然不会为了区区景教传道一事，就要治我‘谋大逆’。‘治大国如烹小鲜’，想必大法师是听过的。都是小鲜，就因为某条鱼刺多，就把炖鱼的锅砸了，你见过这样的厨子？”
尽管阿罗本内心想的是“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但此刻也稍稍冷静了下来，张德虽然“狂妄”，但的的确确是在和他讲道理。
刹那间，阿罗本明白过来，他不过是个被皇帝扔过来探探武汉的棋子罢了。
景教在武汉传道，成或不成，都是皇帝“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事情。而如果真如张德“自吹自擂”的那般，那眼下的张德，于国朝体制之中，品级不是高品，爵位不是公侯，却绝非可以轻易“平灭”之人。
从朝廷出发，张德是属于“大到不能倒”，需要保而不是需要灭的对象。从皇帝的个人角度出发，一个“唯才是用”的地方，显然优先跟世家大族“耕读传家”不对付，而且这个地方还“依法纳税”。
更何况世家豪门本身，又何尝在张德身上投机少了？别说置办物业，诸如嫡亲女郎，说往被窝里塞就往被窝里塞，眉头都不会皱一下。
张德现在作为人，仅仅是生物学上的意义，尤其是在贞观十九年的当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