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像这种衙门和衙门之间群殴的现象，汉朝以来屡禁不绝，不过往往层级不会这么低，都是中央才会有这种情况。因为贞观朝以前，只有中央直属的衙门，才有足够的资源让官吏们大动肝火互相火并。
然而武汉在贞观朝层级固然是低的，可要说资源利益，眼下还真不比长安差多少。
不管在籍人口，只说常住人口，规模和长安已经相当，经济繁荣度多样性，更是长安城拍马都赶不上。
长安现在最大的财源，抛开勋贵体制，就仅仅是因为它是“丝绸之路”的起点。中原一应货贸，甚至是河套地区的物料，偶尔也会在长安转运。因为长安目前有着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运输马队、驼队、骡队，敦煌那里作为进入西域的关隘，也只能说是第二大。
武汉论及牲畜运输，是不如长安的，但要说船运，那真是独步天下，几乎整个扬子江流域的水手、船长，都跟武汉有关系。至于武汉掌握各种造船技术，那都是次要的。
正因为船运发达，导致武汉度支衙门出现了误判，万万没想到陆路运输的生命力居然这么顽强。而“汉岳弛道”刚刚修通的时候，着实一口气把一个蹩脚的蒲圻县，变成了一个“上县”规模。
蒲圻就是鄂州进出岳州的门户，环洞庭湖一带的獠寨，都愿意前往蒲圻县进行交易，有的甚至在蒲圻县置办了物业。随后通过物业，拿到了蒲圻县的户口。又通过蒲圻县的户口，拿到了前往江夏经营的资质。
或许是船运对普通百姓的要求太高，也或许獠寨及长沙、巴陵的寻常百姓对坐船有恐惧，于是陆路畅通之后，接受度远比船运更加受欢迎。
加上川马、滇马的存栏量上来之后，小有产者置办高头大马、战马是不行的，但弄一匹滇马、川马，咬咬牙也就上了。有了牲口，陆路运输的需求也就更加频繁。
不同因素的催化之下，这就导致了“汉岳弛道”两年不到，就彻底超出了预计。通勤人次太高，路段时常要休整，两家衙门自然是互相指摘然后咬作一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