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德老臣、前朝余孽、世家大族、北地戎狄……这些压力以人力物力财力的形式，一部分一部分地转移到了西域。
比如“党项义从”，在缓解吐谷浑故地压力之后，李董又迅速地把他们当作擦屁股纸，直接肢解，根本不给“拥兵自重”的机会。
再比如“博陵崔氏”，某条自灭满门的疯狗在把自己儿子送到某条江南土狗那里之后，直接开了嗜血，来了个大杀特杀。整个“博陵崔氏”的精华部分被屠戮也就罢了，剩下不少还死在了流放西域的路上，而“扎根”西域的这些余孽，也只能努力巴结地方军头。
而这些李董的手下败将们，虽然在中国是属于倒霉蛋失败者，同时还不得不给李董在西域建设添砖加瓦，但他们在吐火罗人眼中，自然是“大国上邦”之人民，绝对的高大上。
所以，尽管“捕奴队”的过程很不好，但其结果，对吐火罗弱小部落的某些群体而言，依然是幸福的。
不管是西域还是河中，贞观年间的这片地区的女子，除了大贵族，哪怕是小贵族，都是等同财物。初到此地的唐朝官员往往在断案的时候，会发现社会伦理上的极大冲突。比如两个家族，有一方的女儿被另外一方杀死，受害者父亲的愤怒，并不是出于自己的女儿被杀，而是自己的财产被毁……
这让初到西域的大部分事务官都无法接受无法适应，这也导致了甚至催生了大量唐朝官僚，天然地具备“教化胡虏”的责任感。
其实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楚为什么会有这种感情，但往往这种官僚，反而更加受西军的庇护，受胡女的尊敬。
因此在耳濡目染之下，许多胡女听说中国之官，最大为“相”；中国之爵，最高为“公”，于是往往称呼本地县令县尉主薄等为“相公”。
此事传到洛阳的时候，也是让人哭笑不得，因为洛阳本地某些人家，也偷偷摸摸这样称呼自家家主，可谓东西呼应，可谓“君子”所见略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