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者使《论衡》为学者称道，蔡邕逃亡江湖十余年后，回到京师时谈论功力大涨，所向披靡，很多人都不知道他得了什么秘笈，直到《论衡》印行天下，他们才恍然大悟。后者让士大夫对《论衡》深恶痛绝，蔡邕不敢公布《论衡》，也与此有关。
杨修的几篇文章也是如此。论理以事实为依据，并附有大量的数据计算。很多事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搅缠不清，可是用数据来说话就能一目了然。比如分析大汉这百余年的土地兼并，杨修把人口、土地数量和皇室、宗室、官员、士大夫的比例一一列出，事情就一清二楚了，造成经济崩溃的原因就是皇室、官员、士大夫的庄园占有了大量的耕地，却不用缴税，皇家财政无法支撑。在这其中，阉党固然难辞其咎，可是与大量的士大夫相比，阉党所占的比例非常有限，数量庞大的世家、豪强才是罪魁祸首。
杨修分析这件事的目的不是为阉党翻案，而是为了说明孙策为什么要夺取世家的土地，又为什么要建木学堂、本草堂，鼓励读书人从工、学医，但客观上却打了士大夫尤其是党人一记响亮的耳光。偏偏这些数字不是从宫中秘档里摘出来的，就是从地方数据而来比如党人的大本营豫州，他在孙策身边做主簿时，正是孙策整治豫州世家的时候，大量的数据都经过他的手，件件有据可查，即使是推理也有据可依，让人无从反驳。
对这样的文章，仅仅讲道理是不够的，没有精确的数字，没有严密的计算和推理，你说得再漂亮也无法说服人。至于圣人，他根本不在乎。学而优则仕就是圣人之言，但杨修明确反对，用几个冷冰冰的数据就瓦解了这句话的正确性。
大汉能提供的官员职位有限，又有一大部分被质子、荫任所占，每年从太学生只能选一百人为郎，连三万太学生都安置不了，读书人越多越麻烦。让读书人去从工、学医，不仅能让他们自食其力，还能让他们有益民生，两全其美，比让他们一心做官强。
孔融已至不惑之年，与人论战无数，却是第一次面对这样的对手。他在南山为生计犯愁了两三年，深感读书解决不了生存问题，要让他反对这样的观点，他自己都有点张不开口，底气不足。他明白了荀的用意，杨修已经不是当年洛阳那个高门公子，这是一个既精通圣人典籍，又有政务经验的英才，仓促上阵只能是自取其辱。
“文若，这次论战是谁的主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