斐潜收回了思绪，然后将手头上的书简递给了诸葛亮，示意他看一看中间被斐潜加了重点的句子……
诸葛亮接过了书卷，然后轻声诵读道，『……汉兴，扫除烦苛，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
『汉书？』诸葛亮又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然后问道，『主公之意是……』
斐潜并没有立刻回答，而是站了起来，在一旁的革囊之中翻了起来，片刻之后拿出了另外一卷书简，翻开了之后寻找了片刻，然后笑了笑，指着其中一段，让诸葛亮看。
『……汉兴，孝文施大德，天下怀安，至孝景，不复忧异姓，而晁错刻削诸侯，遂使七国俱起，合从而西乡，以诸侯太盛，而错为之不以渐也。及主父偃言之，而诸侯以弱，卒以安。安危之机，岂不以谋哉？』
诸葛亮念完，然后又看了一眼之前的汉书之中的句子，再回头看一眼斐潜之后翻出的书简，眉头微微皱起。
一个是『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另外一个是『安危之机，岂不以谋哉』，明明是同一个时期的描述，但是两者相差甚远，一个是似乎天下太平美轮美奂，一个则是步步杀机谋略安危……
一个是班固写的汉书，一个是司马迁写的史记。
那么，问题就来了，班固为何要这么写？
因为班固说之前司马迁写的是『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所以觉得不妥，要重新写汉史。《汉书》记载的时代与《史记》有交叉，汉武帝中期以前的汉朝西汉历史，两书都有记述。这一部分，《汉书》常常移用《史记》。但由于两个作者思想境界的差异和材料取舍标准不尽相同，移用时也有增删改易。
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条分歧，就是就是『圣人』。
所谓『圣人』，就是孔子。司马迁不完全以孔子思想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而班固则是相反，言必有德，文当有仁，出处便是言圣人……
而文景之时的事实，则是应该更贴近于司马迁所写的内容，凶险，权谋，稍有不慎便是安危互易，七国之人也没有什么『醇厚』，平叛的过程也一点都不『美』。
当然汉书也不是都是缺点，班固和班氏之后的人，也在汉书之中开创了许多新的历史记载模式，也同样留下了非常多的珍贵资料，比如《汉书》的《百官公卿表》，这篇表首先讲述了秦汉分官设职的情况，各种官职的权限和俸禄的数量，然后用分为十四级、三十四官格的简表，记录汉代公卿大臣的升降迁免。虽然此表的篇幅不多，却把汉代的官僚制度和官僚的变迁清清楚楚地展现出来，十分的难得，也成为了后世大部分封建王朝沿用的范本。
『汉初文景之时，承秦之得失，以民为重器，诏令天下之民，以饥饿自卖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斐潜缓缓的说道，『故流民既归，户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万户，小者自倍，富厚如之……』
如果说一个国家连正面历史的勇气都没有，还要各种避讳，各种遮掩，那么这样的国家，还有在这样国家里面的国民，也就难有继续向前，劈荆斩棘的勇气了。
『国之政策，需瞻前顾后，慎之又慎，稍有偏差，便是遗害后人……以史为鉴，本应如是……』斐潜指点着两卷书说道，『然汉书略而讳之，以圣人、仁德遮蔽，必使后来之辈越发虚假，粉饰太平，亦无法知晓利弊，以避前车之覆……』
历史就是历史，如果将历史真实的记录下来，那么后来人就可以根据这些历史的事件，知道前人做了什么尝试，做出了什么举措，然后发生了什么后果，从中获取一些经验，而不需要自己重复的去走那条错路，再在前人摔倒的地方再摔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