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可选择简单的，也别用错了典故，亦或是写了错别字，这是相当忌讳的事情。一旦被发现是写了错别字，亦或是典故用错了，就说明考生对于经书熟悉度不足，而且有哗众取宠的嫌疑，所以也自然别想着借几个漂亮句子就能提高名次，反倒是容易弄巧成拙。当然，也有那种可以用典用得极好的，但是大多数人都应该求稳，而不是求奇。
『其三，用正不用歧也……』
一句经书，可能有多重解释，而且在今文经学横行霸道的百余年间，又不少语句被牵强附会，然后衍生出了许多奇奇怪怪的意思，甚至还有些神秘的谶纬间杂其中，而这些东西在考场上都没有用。
或者说，在骠骑将军这里，这些衍生出来的东西，都不能作为本意出现，毕竟前一段时间青龙寺大论之中才宣扬了『求真求正』，因此若在文章之中以『谶纬附会』博取名次，岂不是自绝于天下么？
王昶一条条讲着，或是让人恍然大悟，或是让人嚎啕痛哭，当然这些要点确实是很重要，但是比起后世那些更加苛刻的标准来，已经是简化得太多太多了。
会场之中便嘁嘁喳喳的响起了一片议论之声，王昶点点头，又回答了几个学子的提问，然后便走下了高台，坐在一处，自有其他学子凑到了近前，或是述说，或是询问，一时间好不热闹……
后世科举之所以进化成为了八股文的模式，并非是因为皇帝天生就喜欢用八股文来『禁锢』文人的思维模式，而是因为应试的需求，不知不觉之中变成了那个样子。
科举制度，唐宋发展，到了明朝达到了巅峰，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可不是说说而已，真的是全国上下都追求读书，参加考试的人也是越来越多。如果考官能严格对待应试的试卷，全面考察考生的情况，那么无疑选拔出的考生，大都是有文化、有见识、有能力的行政人才。
为了避免选出徒具文采之徒，明朝还将唐宋都十分重视的『试帖诗』取消，明确考试只考应用文，不考诗词歌赋，可见明朝最开始的时候，也是想要侧重于为国家选出真正的实用之才的……
然而可惜的是，在阅卷过程之中，因为考生的数量庞大，导致根本不可能做出有效的遴选。
像斐潜当下还好说，若是像是明朝，一次考试考三场，三篇文章，每篇大概两千字到三千字，嗯，这个字数怎么有种特别的熟悉感，然后三场下来，近万字的文章，再乘以考生数目，比如像是江浙一带，明朝常年参考的学子可以达到三千到五千人，那么就是三千万字到五千万字，而仅仅靠十几名的考官，要在短时间内全数阅读批改完毕……
为了防止走马观花，明朝指定了详细的阅卷规则，而且还有复审制度，也就是将各地的中选的考卷送往京都翰林院，让翰林院当中那些常年闲着没啥事的官吏逐一『磨勘』，要是发现一丁点的错误，那就等着弹劾罢！
华夏人明显是非常聪明的，时间短任务重，还不能出错，众多的矛盾汇集一处，八股文便闪亮登场……
毕竟试卷如此之繁多，时间又是如此之紧迫，阅卷者更是如此之少，出了一点点的纰漏还要受弹劾，降级罚俸是小，乌纱帽都可能丢了，同时考试内容又是如此复杂，涉及文体如此之多，且文章又是千人百面，有平奇虚实繁简浓淡之异，考官们纵使都是神仙级别的，也不可能保质保量的按时阅遍全部试卷。
因此，归根结底，是制度的不合理，造成了八股文的诞生，并非是因为统治阶级一开始就琢磨着要摧残和禁锢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