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陛下，属下以为要慎重，必定其曾为文臣之首，一不小心便真的会引发朝野动荡的。”陈任翁却对赵孟锦的意见不大赞成，郑重地道。
“如何处置这厮，让朕也是为难，也只能先走一步看一步了！”赵昺喝口酒皱皱眉道……
谋逆在历朝历代都是十恶不赦之罪，至于牵扯到此事中数位朝中重臣，若是以谋逆之罪处罚皆应处以极刑，但是当年立国之初太祖赵匡胤曾留下一座誓言碑，其中一条就是：不杀上书言事者及士大夫。国法应当尊重，但是祖训也应信守，这样一来两者就发生了矛盾，让赵昺很是为难，迟迟拿不定主意。
作为前世之人，赵昺深知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曾败弱过，也穷困过、破碎过，被人侵略得亡国过。也许一段相当时间内，文明会被抑制得喘不过气，文化会被扼杀得了无生气，文人亦会被箝制得万马俱瘖，文学和文艺会被整肃到寸草不长，颗粒无收。但中国之所以得以亡而不灭，灭而重生走出绝境，全在于支撑着我们精神的文化传承。
从这个角度讲，赵匡胤不杀士大夫的祖训应该是开了历史先河的，使宋朝成为中国历史上自春秋战国以来第二个学术自由的时期，第一次出现了工匠传统和哲学传统合流的迹象。不仅促进了科技、商业、文艺的繁荣，也推动了政治的多元化思维，民主开明的政治报复思想的派系建立等。
另一方面突破了五代以来沉闷墨守的局面，伴随通经致用，讲求义理以及疑古思潮的兴起，建构成新儒学体系，不仅升华了抽象思辨，而且高扬士人刚健挺拔的道德理性和节操意识，把中国系统哲学推到了空前未有的高度。更有论者以为，宋朝达到中国封建王朝全部历史上的“民主”高峰。
而在此之前，中国的士人，包括文人、读书人、知识分子，是被统治者视为呼之即来、挥之则去的跟班，是被权力拥有者视为用得着时用之，用不着时甩之的抹布。因此明末的王夫之，深知文人在压迫下，难以为文，难以为人，所以，他对赵匡胤的这项措施，评价极高。他为什么说“不谓之盛德也不能”?因为人的脑袋，只有一个，不等于韭菜。
以赵昺来看，从这个层面上看不杀士大夫的祖训确实有积极的作用，赵匡胤这块誓碑能够约束他的继承者，给文人这点最起码的安全保证，让文化得以发展和传承。可事物总有相对性，有积极必然有消极，纵观整个宋朝历史，被杀的士大夫只有三人。岳飞虽说当过枢密院副使，严格的说却应该归于武人；而陈东还只是个太学生，算不上士大夫。真正被杀的士大夫，其实只有当过宋朝宰相的伪楚皇帝张邦昌。
但是即便对于一个这样的汉奸，依然有些人批评赵构有违祖训，执行者李纲正典刑的主张虽然大义凛然，但过于苛严，并有判罪过重之嫌，让那些迫于情势而暂时委曲求全的多数人，也因此被拒绝，丧失了改过自新的资格。断绝了多数无法迫于情势暂时委曲求全的人的归路，将那些幡然醒悟、一时犯错的人彻底推向了敌人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