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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岐着《孟子章句》有其偶然，也有其必然。必然在于汉代孟子的地位一直在提升，在赵岐之前便有孔孟并称的趋势，王充在《论衡》中已然如此。随着以经取士的推行，儒生在政治中的影响越来越高，孟子那种以天下以己任，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精神也更符合读书人的胃口，党人便是这种风气的极致体现。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孟子》得到重视再自然不过。
偶然在于赵岐的个人经历。他的一生和孟子有相似之处，正身直行，却仕途不顺，还因反对阉竖被追杀，逃亡数年，后来复出又遭党祸，被禁锢十余年。为《孟子》作章句的想法就起源于逃亡的那些年，正是孟子的精神支撑着他，不向任何人低头，一路走到今天。
在功业上，他不算成功，但是在个人品德上，他守住了自己的底线，称得上知行合一。
也正因为如此，他对孟子过份推崇，一心将《孟子》与《论语》相提并论，极力将孟子推上亚圣的地位。称孟子为亚圣并非由他首倡，但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问题在于人一旦有了偏执，难免用力过猛。赵岐也不例外。他不仅刻意拔高了孟子，还容不得别人对孟子有一点非议，像王充那样的批判精神在他这里根本没有存在的空间。只是这样一来，他反而『露』出了破绽，被虞翻揪个正着。
《论衡》也不是完美之作，其中逻辑破绽也不少，但虞翻既不是作者，也无意为王充掩饰，错便错了，大大方方的承认，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便是，不像赵岐为了替孟子辩护不得不牵强附会，强辞夺理。
胜负从一开始就已判然，虞翻以《刺孟》为本，追问得赵岐左右支绌，迅速陷入自相矛盾的窘境。虞翻很快失去了兴致，准备结束这场没什么挑战『性』的辩论。
“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先王之道，首在保民。保民而王，天下莫能御。敢问赵公，吴侯之政，朝廷之政，孰更近乎先王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