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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的诸多阶层和团体，遵纪守法的同时，按照各自的想法，悠闲享受着自己的小日子和生活时，上海的崇明岛却正在进行着一场大运动大围垦。
主位面许多人都知道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由于一系列决策失误，新炎黄共和国的经济出现严重的困难。简单来说，就是粮食不够吃，开始饿死人了。因而当时炎黄中央要求各地“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可对于那时候的工业城市上海来说，柏油马路上种不出粮食，但解决数百万老百姓的吃饭问题又是头等大事和当务之急。所以那年月，上海刚刚造出了新炎黄共和国第一条万吨巨轮“东风号”后，它的一次航行任务不是远航访问，而是立刻前往青岛和津海抢运大白菜，以供应嗷嗷待哺的上海市场。
当时的上海政府，为了解决60年代老百姓的菜篮子、米袋子问题，克服上海人多地少的客观现实，决定向大海要土地，向荒滩要土地。整个上海前后动员十几万人开垦崇明岛、南汇、宝山、奉贤等地的滩涂荒地，从而增加了整个上海农副产品的供给量。当时虽然穷虽然苦，可怀揣崭新梦想的炎黄国人，身上好似有使不完的力气和永远充满激情。他们在奉献自我以强大国家的激情燃烧岁月中，仅自愿报名参加去崇明岛的人数就超过数万，这里面有机关干部、教师、工人、学生、店员和社会青年。
报名人中，有些人不满16岁，有些人自己孩子生下来还没满月，可没有人抱怨，每个人背着背包，拎着装脸盆的网袋就出发了。当时崇明岛上一无所有，全体围垦成员就砍芦苇，用它当建房的材料、编吃饭的桌子、搭睡觉的窝棚。没有床，就把芦苇铺厚点，并且常常是600多人一起侧身睡大通铺。
要知道开垦是个极其费体力的活，按理说应该吃的稍微好点。可是炎黄社会经济濒临崩溃的那年月，哪还有多余的物资可用？连东三省这个号称炎黄粮仓的地方都饿死人了！所以即使围垦的工作再辛苦，政府也没有能力增加哪怕一丝一毫的口粮供给。并且由于许多人离开家时，随身只带了粮票，而把菜票、肉票等留给家里其他人，所以围垦几个月下来，患浮肿病的人占到了整个围垦会战总人数的百分之五六十。
“白天我开拖拉机，晚上有时也要开，嘴巴干的不得了，就到沟里面去捧水喝，第二天早上一看，这水沟里全是蛆，看后我就恶心，就后悔，自己怎么就把这么脏的水全喝下去了。那时候我们真是一心一意干围垦的，工作是拼命的，确实是拼命地。”
“全靠一根扁担，两个肩膀，一副泥筐，一担一担烂泥挑上去，拼了命的做啊。冬天里，冰天雪地照样做，在淤泥里穿鞋不好走，我们就打赤脚，我们真是艰苦，确实是艰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