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0年2月21日，其记载到：近来自阴历年以后，物价飞涨不已，白糖迄今已一元八分一斤，比肉还贵，肉有行无市，有钱买不着肉，豆腐四分一块，昨买三块豆付，两把菠菜代价二毛，大米一百廿八元一石，次米三毛七八一斤，还没处买，面一元八一斤，其余无不奇，即不知以后如何生活也!言来不胜浩叹，见面时人人皆为过日子问题暗暗切齿发愁不已。下午小刘来小坐即去，下午买米一百廿三斤，代价四十四元七毛，合三毛六分一斤，从前亦只一毛余，三元一袋之白面，今涨至七倍，而闻昆明一袋面售四十元，真为前所末有之现象也。归来告黄家买米处，明日她们亦去买米，由斌出马!
1940年还是倭寇占有战争战略优势的时候，北平的普通百姓生活尚且如此，到了1941年5月15日《北平日记》中则写到：回家来又与娘等谈及家务，不觉一想起来便愁烦之至，本来每月六七十元，在此时生活程度如此之高，只够苦过的，零七八碎的用项，一切米面房租等皆无着落，食衣住为三项大宗，皆无办法，而又无额外进项，每月非典当即卖物，以维家计，每月不足用，精神实极烦苦，而家无恒产，又值此时局又有何妙法？！
至佳之法为发二笔横财，买马票，买奖券皆无把握、碰运气之事！除非现在我便去谋事，但是只差一年就毕业，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我的成绩同心绪大受影响，要好真难也，恨我不幸，遇此时艰！恨我年幼，负此重担！
而到了1943年，在炎黄呈现战略相持状态的时候，倭寇军进攻动能已经受挫，况且太平洋战场也节节败退，造成倭寇国内和占领区均出现物资不足的局面，为了保证军队第一优先级，倭寇国内第二优先级的地位，倭寇自然需要从占领区抽调更多的物资，因而导致对整个炎黄共和国华北地区，倭寇实行的是战略性掠夺策略，使得许多商品，达到了有价无市的状态。不要说粮食药品，即使小小的火柴都快买不到了，那是因为火柴头上的磷，大部分都拿去支援“圣战”了。
那么，那些在倭寇伪军供职的，为生计出卖自己灵魂的人如何呢，在倭寇管辖的《华北新报》上曾登出《小公务员的生活》、《请为公务人员着想》等长篇文章：以一个中等科员来说，再过一年，也就是在1944年上半年，他一个月加上补贴可以拿到240元。但当时的房租均价是30元到40元，一尺布要10余元，一袋面则要200余元。一个科员的收人不要说养家，连自己的最低生存都成了问题。
比较1939年的统计数字，科员的工资名义上涨了近一倍，但同时粮食涨了30多倍，布匹涨了100多倍，房租涨的较少，也有5倍左右。到了1944年，一个科长想召集自己的科员开会，往往要去街角路边寻找，因为他们的科员，都去街上拉洋车补贴家用了。但是倭寇自然不会与“贱民”同甘共苦，他们对待自己是宽松优惠，取精用宏，养尊处优。不要说人，即使是军马也要用粮食喂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