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后世论史，或可将此现象称作三吴民众作为一个整体的群体意志觉醒，他们不再只是单纯凭借大江天险而懒于加入中国大势，已经拥有了明确的勇为世道先锋并主流的意识与目标。
若只是单凭行台所拥有的动员力，根本不可能做到这一步，反而有竭泽而渔、穷兵黩武之嫌。譬如汉武盛功，往后两千年都成为这个民族津津乐道、自豪不已的盖世武功，可是在当时，却是令民困物乏，以至于一代武皇都不得不轮台罪己、与民休息。
汉皇开边可以说是国家或者君王意志的极致体现，与秦皇一统诸夏并称武事高峰。而这种自上而下的意志表达，都有着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无顾底层诉求。
可是这一次江东特别是三吴民众对行台北伐战事的支持，则是自下而上的一次意志表达。事实上这是行台，包括沈哲子本身都不太乐见的一种情况，行台素来求稳，三吴民众的亢奋热情，在某种程度上而言就是一种失控。
行台作为一个霸府存在，甚至可以说是未来新朝的政体雏形，除了主要的施政职责之外，还有统筹、磨合与平衡。其中任何一方势力过大，都会造成底盘的倾斜与不稳。
而沈哲子作为行台的掌控者，行台既是他的一个工具，也是他的支撑。唯其所恃，为其所缚，当行台不再具有平衡稳定，而是有了强烈诉求表达时，就会反过来把持他的意志，使他沦为行台意志诉求的执行者。
所以在组建行台的时候，沈哲子也是有意识的平衡与包容，对于三吴人家并无特殊优待，甚至某种程度上还有一定的打压与疏远，鲜有吴人担任重要的决策职位。
因为自从来到这个世界开始，沈哲子就意识到吴人身上有一种非常浓厚的保守自足的情结，包括他的老爹沈充在内，平生大愿无非再造东吴、割据江东而已。
这种心理，老实说真的无可厚非，哪怕站在道义层面都无可指摘。只要身临其境，自身能够感受到中朝对江东人的态度，任何一个江东人都不会对中朝的沉沦感到可惜，只是遗憾于这些中朝冠带世家死得不够干净，居然又被他们退到江东来作威作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