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地方官员为了增加政绩，但又没有众多的亡户可供招抚，难免要将主意打到那些山野之间的蛮夷之众身上。将那些人众驱赶出山野，教以耕织，编户入籍。
久乱之后，生民更知和平稳定的可贵，对于各种纷乱事迹更是深恶痛绝。即便是乡境之内有豪强不忿王法越来越严谨苛刻，损害他们乡资众多，但也根本就煽动不起来民乱。
即便是偶有此类纷乱发生，甚至不待朝廷反应过来、调集兵众平叛，便不乏乡人直接将这些作乱乡豪检举扑杀。倒不是因为这些乡民更加的恭谨知礼，只是担心这些乡豪将他们久盼之下、来之不易的安稳生活打破。
如是一种局面，即便是台城内有人不甘寂寞、想要以匡扶朝纲大义之名来振奋皇权威严，加强中枢权威而与洛阳行台角力，也根本就乏人相应。
这一类的人事暂且不论忠奸如何，最起码的一点他们连皇帝那一关都过不了。
洛阳行台创建最初一两年的时间里，不是没有人上书，谏言沈大将军势位过甚，强枝凌干，特别吴人出身的体格，未必能够获得北方时流的拥戴，建议朝廷还是需要再选任侨门贤才共领北伐事务。
这一类的谏言且不论意图所在，最起码一点现实的障碍就做不到，那就是江东政变后，几家侨门深涉其中，但凡稍具才力者几乎无有幸免，也根本就挑不出来能够与沈大将军共同分担北伐事务的人选来。
而这其中还有最重要一点，那就是皇帝的表态：“朕与梁公，私情以论，亲戚手足。在公而言，朕非厚德之主，屡有兵祸干阙，梁公数扶鼎业危亡动荡，擎国器于尘埃。古来贤臣，未过此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