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行台始终没有正面回应保证，这也让京兆豪右们倍感焦灼。尤其随着弘农、上洛、河东等地的次第大建经营，加上开春之后河水渐长，令得战争气氛越来越凝重，已经有相当一部分三辅豪强受不了这种压力而主动投降。
至于剩下那些还存念观望的，多数也都不敢再深居乡土、独抗即将大进的王师，引部向长安周边聚集而去，抱团取暖。
从行台方面而言，自然没有谈判的必要，甚至今次西征，这些豪强根本就不是主要的敌人。他们若能识趣、乖乖投降也就罢了，若还要负隅顽抗，直接击垮就是了。
所以此前的计划是逐次扫荡拔除长安周边各股势力，尤其是北面的匈奴伪汉并其他一些杂胡势力，而后各军齐发，直入长安。
自身诉求迟迟得不到回应与满足，大概杜洪也是恼羞成怒或者说狗急跳墙，所以这一次投书弘农就发生了一些变化。然而这一变化，直接让行台炸了窝。
杜洪自己的书信倒也没有什么可说的，无非关中久乱、民风彪悍，既然诉求不得，也就无畏一战之类色厉内荏的说辞。但要命就要命在书信之外，另附一篇诏文。
是的，诏文
杜洪非王非公，因为此前一直谋求谈和，所以也并没有僭越称制，但却突然抛出一篇诏文，实在令人大感不解。而讲到这一篇诏文的来历，则就更加曲折。
这一篇诏文的作者，是愍帝司马邺，就是那个中朝末帝，自长安归降汉赵而后被汉主刘聪所杀，已经死了二十多年，甚至就连尸体都被迎回江东安置多年的司马邺。
简而言之，这是一篇遗诏，至于遗诏何处得来，杜洪在信中也给了一个看似详细、合理的解释：当年胡寇关中，司马邺万般无奈之下选择向刘曜投降，噬臂吮血写下诏书，缝入衣袍中交给近侍带出，流传于外。直至此前不久，这一份血诏才从旧衣中露出为人所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