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整个东晋晚期，方伯围攻中枢，宗王弄权，南北次等世族为主体的天师道作乱，包括桓玄的专擅篡夺以及刘裕的北府系军头死灰复燃，又何尝不是这一系统瓦解崩溃的一个大势所趋。
沈哲子的到来，以及这十年所作所为，其实是大大加快了这一系统逻辑的推演速度。东晋这百年国运，表面上看来诚然是门阀次第执政的局面，但其实更内一层又何尝不是军头与次等世族不断向最高权位发起挑战的过程。
事到如今，江北王师几乎尽为沈哲子所掌，而他的南人出身与先帝婿子这一身份，又足以获得南北那些次等士族与寒门的拥戴。边患压力已经在沈哲子手中得到了极大的缓解，而南北的地域矛盾，也在沈哲子身上得到了缓和与交融的契机。
按照事物的正常发展逻辑，沈哲子下一步若还要有所举动，必然要触及晋祚这一统序最根本的积弊，也就是那些历任台辅因为出身所限而不敢触及的禁区所在。
所以，江东各方对沈哲子心存警惕忌惮那是必然的，如果到现在还没有这种意识与计划，反而要说一句愚不可及。但江东各方没有意识到的是，许多问题看似已经解决，但那不是一种常态的解决，而沈哲子本身才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所在。
沈哲子深知，东晋这一套统序看似创立不过三十多年，但实际上却是两汉以来豪强不断做大最终演化出来的一个畸形成熟体，所谓的门阀，乃是兼具学阀、财阀、军阀以及大地主等诸多元素于一身的一个怪物。
正因为种种特质兼具一身，所以门阀才体现出如此顽强的生命力，南北分裂几百年的大乱世，可谓风起云涌，帝王换代如走马观花，但当一切尘埃落定，盛世来临时，这些门阀或许已经不如最初那样顽强，但是他们仍然顽固的存在了下来。
所谓的门阀，与其说是某种具体的存在，不如说是社会发展到这一阶段一种自然生成的资源集合方式，整个社会才是真正的病灶所在，所谓的四大门阀、所谓的五姓七望，不过仅仅只是由此滋生出的癌变细胞而已，就算是消灭了他们，也会有新的个体取而代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