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申报财产，这并不是后世人治腐治贪的独创，这种行为或许不是什么常规制度，但很多时候官员或是出于自身的道德要求、或是出于政治上的权衡，也是不乏此类举动。像是最著名的蜀相诸葛亮，便在给蜀后主刘禅的奏书中清清楚楚列明了自己的家产。
中朝以降，包括东晋其实都有几项对官员私产做出约束的诏令，虽然执行力包括收效都堪忧，但由此可见这也并不是一个禁忌话题。
江东中兴，为了稳定人心，吏治上多以宽宏为主，所谓网漏吞舟，对官员的约束可谓宽松到了极点。庾亮包括后继的褚翜，也都因施政过苛而名声不算太好。沈家包括沈哲子在内，都是这种风气的受惠者，最起码在表面上难做指摘。
此前淮南在吏治上，尤其在贪腐方面，几乎没有什么规令设置，尤其是大量临时设置的职任，充斥着一种在位则仕、去位则商的现象。
这既是时代的局限性，也不乏沈哲子的有意纵容，此前他的主要任务，就是尽可能快且多的对这个时代的人力、物力施加以足够影响，筹措出足够北伐的资本。
如果他遵循于常规手段，力争上游之后大力整顿吏治，加强中枢集权、集财能力，且不说江东政局会不会乱，等到积攒出足够实力时再北伐，最起码是赶不上石勒身死、羯国政权动荡这一北伐的黄金时机。
一切的因急就缓，在于权衡，况且沈哲子本身就不是一个私德洁癖的孤高圣人，一切手段在于务实。当他将北伐作为第一要务时，摆在面前的难题就是第一要权、第二要钱，一切行为围绕这两个中心。
眼下北伐的阶段性任务已经完成，短期内也很难再负荷更高强度的征讨，首要任务自然变成了消化与整合。而且他恰好又成为承制拜授的真正强权方伯，能够将都督府许多因于便宜的构架转作正式的制度，借着这个机会，自然要对内部进行一个大力的整顿。
原本的沈哲子，作为征虏将军、豫州刺史，甚至就连淮南都督府的属官配额都保留下来，但即便如此，府下属官真正具有品秩的还不足百人。其他大量的属官，其实是作为吏首这种临时委任而参与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