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祚高门
这个年代，并没有什么太严明的阶级划分，但阶级又是确确实实存在的。高门与寒门或者直接说高门与其他人家，差距体现在了方方面面，政治上的先达，经济上的基础，文化上的垄断，舆论上的把持。
这些方方面面的差距，足以让一般人家在面对高门的时候没有争勇之心，甘为末流。一个人出身如何所带来的所谓高贵与卑微，给人造成的心理优势或者缺陷，很难通过后天的努力去补足。
这大概是一种比较朴素的遗传观点，哪怕到了精神文明建设已经极为健全的后世，一个人的家境如何仍然能够影响到别人对他的看法和期待。一个家境贫寒的人，他的成长过程注定要承受更多挑剔和挫折。
沈哲子两世为人，以他自己的感受而言，这种出身上的歧视并不是通过制度能够解决的，更近似整个社会对人心智的阉割，只要是文明的进程还是依靠血脉进行传递，就会存在。古今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后世的资源获取有更多的博弈手段，而非仅仅依靠继承，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这种出身的不平等。
可是在时下，能够提升门第对一个人的吸引力是致命的。某种程度上而言，魏晋年代因为名教的衰弱，是一个解放个性的年代。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并不只取决于他的权势如何，而是回归到一个个的姓氏上。
但是这种个性的解放并不值得吹捧，因为一个人的价值体现并不在于勇于承担自己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而是逃避现实，争相作怪。
基于这样一个现实，彼此只是合作的利益关系，并没有强烈的人身控制，也没有一个信奉不疑的大义统一思想。即便一时合作，但一旦有了更大的诱惑和更好的选择，这种合作必然要结束。
这一点，当沈哲子将隐爵进行改制，从单纯的聚敛财货转为彼此合作以促进商品流通的时候，就已经很清楚。与隐爵各家的关系仅仅只是一个利益往来输送的关系而已，不必上升到同盟的高度。
诚然这些早先生活不乏困顿的隐爵人家，因为与商盟的合作获得大量的财富，但沈家在这合作中也不是一味的付出。通过与隐爵的合作，不只整合了乡土，缔造出一个较之隐爵联系更加紧密的商盟，而且以其吴人之家在侨人聚集的京口站稳了脚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