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家在京口的利益极大，尤其草创的商盟利益核心都在京口。发生如此大的变故，哪怕京口有钱凤坐镇，沈哲子也不能完全放心。于是他赶紧结束了会稽之行，也无暇再去舟山，紧急往北而行。
路过余杭时，沈哲子不免与老爹谈起时下淮北的动荡与京口的变数。
“刘遐所部虽然悍勇难驯，但彼此之间斗争攻伐，一时或有乱，其势难久，更不足撼动江南局势，亦不足为患。”
沈充与刘遐部众不乏深入接触，甚至刘遐部属的劣势所在，因而对于淮北的叛乱并不怎么放在心上。
对于老爹的判断，沈哲子也是认同。流民帅虽然兵势极强，但缺点则是山头林立，难以统御。时下手握重兵的这些流民帅，大多在北地裹挟坞壁主部曲南来，彼此之间地域、利益都有冲突，难于调和。甚至就在一个山头内部，都有诸多宗族乡人们彼此矛盾深深，各怀怨望。
这样的形势，并不能简单粗暴的归结为国人好内斗这种虚妄之词。越是纷乱年代，个体的存在感就越弱，越需要加入一个组织来求取安全感。一旦有了组织，彼此自然就会有利益的冲突和难于调和的矛盾，并不会因个人的意志而有所转移。
所以哪怕会稽急需大量人口填充，沈哲子也不敢放开限制大量接受难民。难民们之间那些天然的宗族乡亲联系，很容易就将流离失所的难民导向为无恶不作的暴民。这样一个年代，善恶之间本就没有明显的分界。
这也是为什么终东晋一朝，流民帅虽然掌握强大力量，但却始终不足成为一股成气候的政治势力。如此复杂的内部形势，根本就酝酿不出来一个成熟的政治诉求和企图，只能辗转在高门之间，作为爪牙受人驱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