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若将技术推广出去，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对于沈家经营会稽意义不小。
民皆逐利投往濒海，更有助于沈家对舟山的开发，效果远好于老爹以政令将人强逐投海，从而对会稽形成更强力的控制。其次可以缓解会稽内陆开发的矛盾，减少本地人对于引侨人南下垦荒的抵触阻力。
第三就是能够增加大量的赋税，盐板、盐田都是新增的生产资料，还不像土地一样各家据地自肥，郡府可以快速登籍造册，掌握更大的赋税来源，效果肯定远胜于强硬推行土断。
这些意义，每一个都比沈氏一家单纯垄断晒盐收获要大得多。沈哲子不是良善之人，想要支持北伐，凭朝廷的赋税收入根本不可能维持太久，而且他也根本不相信那些南北高门。只有自己掌握庞大财源，才能获得更大主动权。
所以，推行晒盐法之后，对会稽的经营便要提到新的高度，哪怕无所不用其极，都要将这三吴腹心握在自己手中。
虞潭对于晒盐法的重视，还要超过沈哲子的预期，可见其立事功之心迫切。
接触的时人越多，沈哲子就越发现，后世言及东晋，必称玄虚无为，其实颇有些以偏概全。最起码在这东晋初年，山河动荡，社稷未稳，时下人还是不乏任事之心的，无论为家族还是为社稷，各自格局不论，但确实不乏尝试。
出世的洒脱，入世的艰难，几乎在每一个时人心内焦灼对抗。
真正流于完全玄谈无为成为舆论主导，应该是到了王羲之兰亭雅集的永和年间。南渡老人泰半去世，各家子弟耽于现状，又无才能。但即便是在那个时期，仍有谯国桓氏异军突起，屡屡对北方用兵。
